乐马厂从起步到兴盛，足足花了两千年的光景，然而从兴盛走向衰落，仅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在耗尽了所有的沉淀和积累后，乐马厂最终还是寿终正寝。究其原因，很难把责任推卸到某一人或某一朝代身上。若总结一下历史经验，或许可以把乐马厂理解为一个时代变迁的牺牲品。

　　银矿减少逐步走向下坡路

　　年近九十的李宏树是乐马场年龄最大的长者。关于乐马场的历史，李宏树算是村里最有发言权的人。在回忆起乐马厂的兴衰史时，李宏树最侃侃而谈的是道光年间林则徐的矿权改革，因为他的祖辈李梦云正是在那时闯出了一片天地。

　　李梦云1830年出生在云南通海，当他还是个毛头孩子的时候，一场严重洪涝灾害让他家乡的庄稼颗粒无收，为了生存，李梦云决定到乐马场闯荡一番。李梦云诧异地发现，在乐马厂这个地方，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云南籍的人竟然成为了其中的少数群体。

　　刚到乐马场，李梦云和其他人一样在矿山打工，但观察力敏锐的李梦云很快发现，整个银矿正在走下坡路。在与一位管理银矿的官员交流时，李梦云听说由于政府的腐败和管理制度的落后，使得乐马场生产白银的效率十分低下。由于品质好的银矿越来越少，乐马场已经逐渐失去了在全国产银领先的地位。

　　情况更糟的是，由于当地官员的贪污腐败，本来用作开采新矿的资金也被一层层抽走，剩下来的资金已经微乎其微。由于财政出现了巨大的漏洞，矿工们的待遇也在被大幅削减，原本丰厚的待遇逐渐变得只能糊口而已。李梦云在这里似乎看不到前途，正当他准备卷铺盖走人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政策让他停下了脚步。

　　矿权改革重回全国产银重地

　　政策中说，为了激发矿工和矿商的积极性，允许矿工们以集体的形式承包矿硐进行开采，所提炼出来的矿产只用上缴一部分的税收，其余所得都归私人所有。李梦云按照当时白银的价值估算了一遍，如果能够承包一个矿硐开采的话，一年下来的所得将等同于十年种地的收入。巨大的利益诱惑让李梦云动了心，他立刻奔回通海老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兄长，在兄长的支持下，李梦云带上全家的家当再次来到了乐马场。

　　让李梦云没有想到的是，在他离开乐马场的两个月时间里，仅仅只有两人响应政策的号召承包矿硐。经多方面了解，李梦云发现大多数矿工对这种全新的开采方式并不了解，而且担心开采不好的话会把全部家当都赔进去。这种谨小慎微的态度让李梦云十分厌恶，“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李梦云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创业”梦想。但由于自己手头的资金有限，必须拉伙才能凑够承包矿硐的资金，在多次游说后，李梦云终于动员了两个伙伴出资共同承包了一个中型矿硐。

　　幸运的是，李梦云所承包下来的这个矿硐实属上乘，里面银矿的含银量非常高。没过多久，李梦云和他的同伴就从开采出来的银矿中赚到了第一笔钱。看到李梦云的成功，其他的矿工也逐渐放开了胆子凑钱承包矿硐，此后，整个乐马厂的经营方式也开始从官营走向了民营。由于矿硐的经营性质是自负盈亏，矿主们比以前更加努力地干活，官员贪污和无作为的情况也得到了有效杜绝，乐马厂的产银量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翻了一番。一时间，乐马厂再次成为全国产银重地。

　　两年后，李梦云从两位同伴手中买回了矿硐的全部股份，成为了矿硐的完全所有者。此时的李梦云并没有停下来，看到乐马厂常常出现提炼银矿时缺少木炭的情况，李梦云又开始做起了倒卖木炭的生意。没想到，从昭通运到乐马厂的木炭非常畅销，常常是刚运来就被抢购一空，此后，李梦云开始更多涉足木炭生意。敏锐的商业视角让李梦云成为了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成功商人之一。

　　李梦云所享受到的矿权改革政策，多亏了张允随、林则徐二人。雍正八年，张允随担任云南巡抚和云南总督后，在发展云南矿业方面提出了听民开采和放本收铜、收银的方针。张允随上清政府《奏稿》中说：“银业攸关兵饷，铜觔以供鼓铸，均属滇省要图。主张因地制宜，听民开采。”他饬令各银厂官员，实业悉心调剂，发展银业。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林则徐担任云贵总督后，也锐意振兴云南矿业。林则徐指出：“有土有财，货原恶其弃于地，因利而利，富乃使之藏于民，果能经营得宜，自可推行无弊……如其地可聚千人着，必有能活千人之利，聚数百人者，亦必有能活数百人之利，无利之处，人乃裹足。”

　　针对道光时期银矿萧条之弊，林则徐进一步地提出整顿、鼓励民间开发的措施。其重要内容，就是改变经营方式，“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成则加奖，歇亦不追”。林则徐认为将官营改为民营的优越性有三：首先可以充分利用商业筹集资金；其次官有督率之权，而无著赔之累；最后商民对地方矿藏较为熟悉，若能调动商民积极性，提高白银产量自然也就不言而喻。

　　张允随、林则徐采取的政策，很好地调动了商民的积极性，昭通府境内以朱提山银矿和铜矿为重点的有色金属工业，便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硐老山空”的局面，重新展现出了蓬勃的新巨变。

　　然而，这种蓬勃的经济背后却隐藏着巨大危机。在当时，矿主虽然通过矿权改革进一步获得更多的利润，亦可算为富商大贾之列，但他们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只是把利润的少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把绝大部分利润用于购买土地，从而加剧了土地的兼并和集中。正是这种集封建地主兼矿主、商人、高利贷者相互渗透于一身的集权形式，加速了广大农民矿工的进一步贫困和破产。可以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掠夺政策，使昭通矿冶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同时给矿产资源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虽然在乾隆、嘉庆时期在银、铜有色金属的开采、冶炼方面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然而远远不能与封建的生产关系相抗衡。

　　放本收银乐马厂彻底没落

　　到了乐马厂银矿开办的后期，剥削更变本加厉。在很多矿业生产中，无论有矿无矿、矿多矿少，矿工干活都是按月计算，并规定报酬固定。但往往矿主并不按月付给矿工报酬，而是要到端午、中秋、年终才能结账找补，并且常常用拖欠的办法来使矿工长期固定在矿业生产上，造成矿工的工资往往被克扣得所剩无几。由于当时采矿冶炼的设备十分落后，矿工们的劳动条件非常恶劣；开矿的工人在弯曲、低矮的矿坑里排水，跪着挖矿，爬行运矿……常常发生矿坑倒塌活埋工人的惨剧。

　　而乐马厂的彻底衰退，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气数已尽的清政府为了增加赋税收入，便采取另外一种“放本收银”的政策，就是由官员向矿主预发工资，等炼出银后，扣除工本和矿税，余银全部由官府出售，不准矿主自由出售。如在昆明设置的“官铜店”，政府以每100斤铜3至7两白银的低价买进，再以9两白银的高价卖出，从中获取高额利润。矿主往往连成本都收不回来，大量负债，很多人弃矿逃亡。

　　由于商民“矿利甚微”，矿工、砂丁更是痛苦不堪，致使脱离土地的农民贫困者再度失业,而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四方亡命逋逃”，有的则集结起来“哨聚为盗”，与清政府开展了暴力斗争。到了1869年，清政府派重庆总兵唐友耕率广武军6000余人到昭通围剿、杀戮，大量当地人民相继被害。本来已经衰落萧条的乐马银矿，在此种情况下只有全部停止生产。

　　如今的乐马厂已经重新运转起来，不同的是原本铁锤凿山的声音换成了机器轰鸣的声响。有地质专家认为，按照乐马厂目前所蕴含的矿藏，已经无法成就再一次的辉煌。不过当地的村民更愿意相信，有一天乐马厂能重回巅峰，振兴那里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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