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央审议通过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相关配套方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高选民就相关问题回答了笔者的提问。

　　笔者：这套改革组合拳的总体考虑和大的背景是什么？

　　杨伟民： 社会各方面特别是国际社会十分关心中国经济增长问题，关注中国的经济转型问题。我们觉得，增长速度换挡是中国经济向更高形态发展必然要经历的一次阵痛，也是必须要承受的一次压力。经济要保持稳定增长，发展方式必须转变，结构必须调整和优化。但是向哪里转，向哪里调，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转向绿色低碳。可以想象，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0万亿美元的规模转向绿色低碳，其前景十分广阔，空间也是十分巨大的。

　　这次中央推出的“1+6”改革组合拳，主要是生态文明这个领域，也是落实去年中美两国元首关于应对气侯变化达成共识的重要战略性举措，通过体制机制变化改革，来保障我们能够积极主动履行承诺，做好节能减排。

　　对于经济如何转型，习近平总书记有明确指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必须依靠法治，要把制度建设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着力破解制约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基于这样的大背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今年年初对改革的总体部署，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和几个部门共同商定，推出一个“1+6”生态文明改革方面组合拳。总体方案的主要内容可以用“6+6+8”来概括，即“六大理念、六个原则、八个制度”。

　　关于制订总体方案的考虑，包括以下四点：一是理念先行。思想上的雾霾不除，体制机制当中的雾霾很难消除，最后空气当中的雾霾也很难根除。二是顶层设计，因为生态文明提出的时间比较短，总的来讲生态环境领域的改革，相对于其他方面的改革总体上是滞后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缺少顶层设计。我们这次提出八大制度，实际上就是生态文明体制方面的四梁八柱，有了四梁八柱，各个部门、各个方面都可以在这上面添砖加瓦，盖完这个大厦。三是填补空白。在生态文明领域不仅缺少顶层设计，有一些基础性的制度也是缺失的。我们这次在总体方案中提出的一些制度就是属于填补空白的性质，比如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制度、空间规划体系、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市场体系。四是整合统一。现在的一些体制和机制存在“九龙治水”的问题，对这样一些体制怎么改，设计的重点在于整合统一，使这些原有制度增强体制统一性、整体性和协调性。

　　笔者：8月份发布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对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追究是如何规定的？

　　高选民：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由中组部、监察部牵头，相关8个部门参加，共同研究制定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已于8月中旬公开发布。

　　《办法》贯彻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和依法治国的要求，聚焦党政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明确了追责对象、追责情形、追责办法，划定了领导干部在生态环境领域的责任红线，是督促领导干部正确履职用权的一把利剑。它有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一是体现了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十八届四中全会也强调，要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办法》就是落实这些要求的重要举措。

　　二是体现了鲜明的问题导向。现实中生态环境事件屡屡发生，往往与一些领导干部失职渎职有直接关系。《办法》针对这个问题，强化刚性约束，旨在督促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绿色政绩观，不能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再越雷池一步。

　　三是体现了从严追责的坚定决心。《办法》的核心是一个“严”字，这方面有三个突破。第一个是党政同责。首次将地方党委领导成员尤其是党委主要负责人作为追责对象，有助于推动党委、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共同担责、共同尽责。第二个是终身追责。规定对生态环境损害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不论是否已调离、提拔或退休，都要严格追责，决不允许出现在生态环境问题上拍脑袋决策、拍屁股走人的现象。第三个是双重追责。既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人的责任，又强化监管者、追责者的责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追责链条和制度的闭环系统，对生态环境损害行为实行“零容忍”，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有力保证。

　　笔者：这次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为什么由中财办牵头制订？生态文明体制改革8项制度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杨伟民：为什么由中财办牵头做这件事？本来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的职责是协调、督促、检查，但最近习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提高改革方案的质量，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也意味着有些改革方案的质量确实需要进一步提高。怎么样提高改革方案的质量？这次制订方案是中财办牵头，会同12个部门组成一个起草组，各个部门在讨论过程当中经过激烈讨论、辩论，最终形成共识。这样制订方案的组织架构必定是总体性的框架，需要各个部门共同参与。

　　这次改革有10个方面整合，可能要触及某些部门的利益。如果让这个部门给自己动手术，刀很难下去，下去以后恐怕也不一定能“切到位”。中财办作为专项小组牵头单位，可以协调各个部门之间不同的意见，最后达成共识，该切就要切，该整就要整。另外，现在也有很多方面，比如污水防治有好几个部门管，让谁牵头都不好办。为了提高改革质量，我们组成了跨部门小组来共同做，有利于提高改革方案的质量。

　　这个总体方案一共有8项制度、47个具体改革任务。怎么推进？关键要抓住四梁八柱，抓住核心，然后以点带面，纲举目张，加快推动。

　　产权制度的核心是“清晰”，现在问题就是自然资源产权不清晰。如果所有权人不到位，所有权人代表不到位，产权制度就建立不起来。

　　开发保护制度，核心是“主体功能”。不同区域自然条件不一样，应根据主体功能进行开发和保护程度不一的监管和管理。比如对三江源地区实行严格管理，限制开发活动。对一些今后要建立的国家公园，主要是为了保护生态，除了极个别的旅游设施以外，其他的都不能搞，最终的目的是要建立空间治理体系。但是在一个空间范围之内究竟怎么做，需要对人口、经济、生态环境三者空间关系进行全面考虑，而空间治理体系应该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当中的一个重要任务。这是关于开发保护制度的核心问题。

　　空间规划的核心是“一张图”。我们有很多规划，但是缺乏基础性的空间规划。土地规划、城乡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具有空间性，但是到一个地方就合不到一起。要推进多规合一，最终形成一个规划、一张图，按照总书记经常讲的“一张蓝图干到底”，不要中间再变来变去。

　　总量管理和节约制度的核心是“扩围”。我们有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水资源管理制度，这次要把严格的保护制度从耕地、水，拓展到其他各类自然空间和各类自然资源，比如能源，要建立能源总量的管理制度和节约制度。

　　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的核心是“有价”。这次总体方案当中有两个新概念，叫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自然资源是有价值的，保护自然、保护生态环境就是增值自然价值的过程，也是增加自然资本的过程。保护生态环境也是发展，跟生产农产品、工业品是一样的。既然是有价的，使用者就必须付费，所有者必须收费，才能够真正建立起生态补偿机制理论上的基础。

　　环境治理体系核心是“共治”。我们这次更多地使用了“环境治理”这个词，原来用环保这个词比较多。环境治理这四个字体现了这个事不是政府一家就能做，需要政府、市场、个人、社会来共同参与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政府要做好法律、标准，进行监督、严格执法，企业要进行自我约束，个人也要自觉行动，社会组织可以更多地参与管理，是全社会共同行动，是治理的概念。

　　建立市场体系的核心是“市场机制”。现在全国企业主营业务要么是生产农产品的，要么是生产工业品的，要么是生产服务品的。既然生产生态产品也是发展，那我们就需要培育更多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保护方面的市场主体，要增加一些这方面的企业。如何让这些企业成长起来，必须有市场环境。这次我们提出来要在碳排放、水权、排污权等方面建立市场体系，有了市场体系，企业才能在这个市场中成长壮大。怎么壮大？需要金融方面的支持，所以我们提出建立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包括绿色信贷、绿色股票指数、绿色发展基金等等。

　　关于绩效考核和责任追究，核心是“履责”。通过设立这方面的制度，要求各级政府严格履行好保护生态环境这个重要职责，不要仅仅认为自己就是推动发展的，而把生态环境保护丢掉了。

　　笔者：关于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的一些规定，怎样保证这些规定落到实处？如何让材料中提到的“关键少数”负起责任？

　　高选民： 这实际上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怎么能把办法落到实处的问题。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再好的制度得不到执行，也不过是“稻草人”。为了确保责任追究到位，我们在制度设计时就考虑了可行性、操作性，尤其是专门制定了“双重追责”的条款，规定政府监管部门、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对发现追责情形应当调查而未调查、应当移送而未移送、应当追责而未追责的，同样要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这就等于为《办法》落实加了一把“保险锁”。二是要靠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一起努力，按照“三严三实”的要求，履职尽责、真抓严管，敢于碰硬、敢于担当、敢于较真，对踩“红线”、越“底线”、闯“雷区”的，无论是谁都要坚决查处，不搞情有可原、不搞下不为例、不搞法不责众。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大环境对于落实《办法》是很有利的。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八项规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目前正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全党在解决不严不实的问题上的大氛围、大环境正在形成。我们坚信，只要我们久久为功，像钉钉子一样，一锤子一锤子地敲，一件事一件事地抓，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办法》就一定能够落到实处，取得预期效果。

　　关于怎么让党政领导干部这些“关键少数”真正负起责任来，从组织部门角度来说，关键是要体现“严”和“实”的要求，管理要严，工作要实。具体说来有几个方面：

　　首先，要加强教育培训，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干部培训的重要内容，作为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和培训机构的必修课程，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强化生态保护意识，提升绿色发展能力。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大道理，要天天讲，做到入脑入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其次，要完善政绩考核，加大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生态效益等方面的考核权重，作为衡量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依据，并将考核结果与干部选拔任用挂钩，真正发挥考核评价和选人用人的“指挥棒”作用。《办法》规定，对在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造成严重破坏负有责任的干部，不得提拔使用或者转任重要职务。

　　第三，要强化监督管理。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损害往往无法挽回，正所谓“亡羊补牢，为时已晚”。所以，保护生态环境不能局限于事后追责，必须关口前移、重在预防，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把功夫下在平时。运用审计、巡视以及信访举报、舆论监督等渠道和手段，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切实防止小问题酿成大灾害。

　　最后一点，就是要从严问责追责，不折不扣地把《办法》规定执行到位，以严格追责促进领导干部履职尽责。

　　笔者：杨主任说的思想上的“雾霾”是什么，应该如何消除？

　　杨伟民：思想上的“雾霾”实际上是一种比喻，主要是指思想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些认识还不是很到位，或者说有一些偏差。如果认识不到位，思想上有偏差，最后采取的行动、政策、体制都会有问题，因为思想是引领性的。

　　什么叫发展？现在大家一般的认识就是增加GDP，当然后来也拓展了，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但是多数人还是认为发展主要是增加GDP，无非是生产更多的粮食、更多的工业品、更多的服务产品，没有把保护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作为发展的内涵之一。习总书记讲，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总书记还讲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际上把保护生态环境、增强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放进了发展本身的内涵。对一些地区来讲，可能GDP不一定很多，但生态环境保护好了，发展任务也是完成得非常好。

[1] [2] 下一页

【免责声明】此文章仅供读者作为参考，并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出于传递给读者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此文章来自于网络。如转载稿件涉及版权等问题，请在第一时间联系矿权资源网进行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