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日前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文件名字叫《强化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成为第15个提交国家自主贡献的缔约方。中国政府提交的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各缔约方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能否进一步加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实施？中国提出的相关行动目标，是否足够有力度？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

　　记者：关于气候变化，我们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感觉挺复杂的。请您谈一谈气候变化的概念。

　　邹骥：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气候变化是由于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向大气层中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造成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上升，产生温室效应，导致温度不断升高，全球变暖，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但是究竟累积排放二氧化碳从哪儿开始？我们说主要是从发达国家进行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19世纪中叶到1990年这段时间，发达国家以不到全球人口20%的占比达到了大约70%的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占比。从1750年到2002年，中美欧三大经济体排放量比例为1∶2.6∶2.4，也就是美欧之和相当于中国的5倍。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即使到了2020年，美欧之和也相当于中国的2.6倍，就是中美欧的占比是1∶1.4∶1.2。这就说明，发达国家的二氧化碳累积排放量，是今天以至于今后很长一段时期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

　　现在发达国家进入到后工业社会，已经越过了排放峰值，甚至绝对人均排放水平和总量排放水平已经低于中国了，但是这两个数据都是瞬时排放量，就是短时期内的排放量。而且发达国家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它的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通过全球化，通过国际贸易投资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包括转移到中国来了，这也是它减排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这个过程还产生了一个不太理想的结果，就是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对发达国家高碳发展路径的路径依赖，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一种全人类的风险，这种高碳的生产生活方式被循环下去，后期的发展中国家也可能重蹈发达国家的覆辙，这是我们面临的很严峻的挑战。

　　就此而言，气候变化问题的由来过程确实很复杂，与其说它是一个环境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发展问题，是发展路径问题。经济增长主要来源是什么，能源结构、能源效率、经济结构、收入来源，包括人口变迁的方式，这些都会影响到一个经济体的排放水平。所以我们对气候变化问题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跨国界的、全球的、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一种创新性的思维，需要对发展路径进行全新思考。

　　记者：中国政府提的《强化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国家自主贡献》的文件，它的背景是什么？

　　邹骥：有两个角度，从国际角度认识背景就是全球气候治理。全球气候治理看似是针对气候变化这样一个全球环境问题，但事实上，它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到国际政治、经济、贸易、投资、技术转让等等，涉及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跨国的传播，涉及到全球产业链的安排。同时，全球气候治理还具有外溢效应，就是这样一种治理安排有可能成为其他全球治理模式的示范，比如全球安全治理、全球贸易治理、全球金融治理等等。

　　我们还可以从国内的发展形势来理解国家自主贡献的背景。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处在GDP人均7000多美元的水平，经济要提质升级，要转方式、调结构，面临着一个以人口资源环境约束为特征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个中等收入陷阱和拉美国家当年面对的不尽相同，其中人口资源环境的约束是中国独有的，而且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闯出新的发展路径，这条路似乎已经走到头了。现在必须下大力气尽快把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从依靠要素增加的增长，转向主要依靠要素效益提高的增长。

　　另外，我们在能源结构、能源效率、经济结构等方面要做全方位的调整，让经济升级真正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在更高的水平上向前发展，朝着我们两个百年梦想的宏伟目标迈进。也就是说，应对气候变化已经不是什么所谓的国际压力迫使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

　　记者：中国提出的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主要内容包括什么？都有哪些具体的目标？

　　邹骥：国家自主贡献文件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中国在2005年到2014年这10年间的工作成果、工作基础，在此基础上提出2030年的目标；第二部分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要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要采取哪些政策和措施；第三部分是全面提出中国政府对2015年巴黎协议的观点。其中有四个量化目标和一个定性目标。四个量化目标就是：争取到2030年前后，让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尽早达峰；碳排放强度目标是，到2030年比2005年的水平下降60%~65%；希望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达到20%；争取到2030年，森林碳汇达到45亿立方米。非定量的目标是：希望到2030年，适应气候变化的工作开创一个局面，做好早期预警，把风险降到最小，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中国提出的相关行动目标是不是切合实际的？

　　邹骥：我们提出的目标是不是合理，还要看气候变化这个事情有什么特点。首先，气候变化是一个具有超大时间尺度、空间尺度的事情，它不是一个河北省、一个北京市的问题，它是全球的问题。也不是说从1990年以来到现在的20多年的气候变化，而是要观察从1750年以来的270多年的气候变化；要展望它有一个全球共识，即到2100年、也就是85年以后，全球温升要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由此可见，它的时间尺度也是非常长的。

　　面对这样一个情况，我觉得中国制定的国家自主贡献的目标，是进行一个长路径的管理，是一个发展路径的管控。我们提峰值，看似是说2030年前后，实际上看的是从现在到2030年乃至2030年之后，几十年内的发展路径是一个什么状况，我们的人均排放和人均GDP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发展路径进行战略管控，逐渐实现发展路径的创新，使得峰值对应的收入水平要低于发达国家的历史水平。一般来说，发达国家人均GDP在2万美元到2.5万美元的时候，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才达到峰值。根据我们现在的目标安排，我们不要等到那么久，等到我们达到14000美元到15000美元时就可以达到峰值，这个时间大约在2030年前后，而且峰值水平也应该低于发达国家。美国达到峰值的时候，大概是人均20吨的年排放量；欧盟也在10吨以上，里面的主要经济体，比如德国都接近14吨。中国目前管控是要在8吨左右，不要超过9吨，绝不超过10吨，是在这样一个范围内来管控人均排放目标。所以无论是排放的水平和排放对应的人均GDP，以及所对应的发展阶段，我们的发展路径都是崭新的，都是前无古人的。就此而言，用一种历史的眼光看，中国提出的自主贡献目标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应该说是做了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第二，如果2030年达到目标的话，为中国整个长期发展路径符合2度温升的要求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现在国际上有一些声音在质疑中国的力度不够，不能满足2度温升的要求。我们经过排查全球研究中国的200多个模型的结果，筛选出来比较符合中国情况的大概有四五十个情景，根据国际多个国家学者对中国未来的排放路径的判断表明，中国目前国家自主贡献的目标，可以保证中国在这个轨道上满足未来到2100年，全球温升不超过2摄氏度这个要求的。

　　第三，如果我们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得以实施，它将继续引导中国的经济低碳化，引导中国经济发展和碳排放逐步脱钩。过去的数字已经表明，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量和增速远远低于人均GDP和GDP总量的增速和增量。这里有一组数字，比如到2020年、2030年和2050年，中国人均GDP分别达到2005年的3.2倍、5.2倍和11倍，通过实施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同期能源二氧化碳排放只相当于2005年水平的1.8倍、2倍和0.84倍。弹性是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会以越来越少的二氧化碳排放获取越来越多的经济增长。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中国大的经济趋势是走向与二氧化碳排放脱钩的。

　　最后，通过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的目标，中国将确保通过发展路径的创新，使2020年时候的能源相关二氧化碳的累积排放和美欧的比例达到1∶1.4∶1.2。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国家自主贡献，按照一般的正常情况去发展，政策也比较松，那么这个指标肯定是要超的。但由于有这个自主贡献目标，保证我们的累积排放，到2030年仍然低于美欧水平，这是中国对人类做出的实实在在的贡献。

　　记者：我们下一步的行动目标是什么？

　　邹骥：中国在哥本哈根、坎昆承诺的目标，就是到2020年，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的碳强度，单元GDP排放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到45%，非化石能源占比达到15%，森林碳汇达到13亿立方米，森林面积达到4000万公顷。这些目标从2010年以来，就是“十二五”规划以来，经过全国上下的努力，政府、企业、老百姓都出了力，应该说目前的进展还是令人满意的，而且今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可以有把握地说，都能达到我们的预期目标。再经过五年努力，“十二五”的努力为“十三五”最终实现2020年的目标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所以我们现在对实现2020年的目标充满了信心。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从国家层面上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文件，比如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工作方案，“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以及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等。我们制定这些指导性的文件，指导各行各业、各个地区来按照国家统一战略和政策的部署和引导，转变生产生活方式，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淘汰落后产能。另外我们对重点地区，比如京津冀地区，结合治理雾霾等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为产能升级、竞争力提高都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公共财政、社会资金都有大量投入，技术也有所进步。比如煤电行业，这是一个主要的排放源，2007年，国家安装了第一部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单机容量在100万千瓦，就是浙江玉环电厂。现在，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已经是火电主力机型，落后机组被逐步淘汰，最大限度地使用先进机组，使燃煤发电效率提高，最大限度地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还有冶金、电解铝、石油化工、水泥等高耗能的领域，在过去10年里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我们的能效产生了一批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领先的企业和技术。

　　此外，我们的一些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像高铁这样的建设，长远来看是低碳的，已经为未来的减排预先做出了贡献。这里我想提一点，在交通领域里减排是十分困难的，比如说欧盟经济体，在其他很多领域减排已经看到了实实在在的进步，但是唯有交通，最近几年它的交通排放还在上升。中国在这个领域已经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步。

　　记者：实现这些目标，我们还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邹骥：我们要想实现这些目标，主要面临几方面的挑战。

　　第一，要想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资金、技术，需要替代的能源，比如需要天然气替代煤，需要核能等等。这些能源的可得性是一个制约和挑战。谁都知道天然气比石油、煤炭要干净，但是能得到那么多天然气吗？我们现在自己储存的天然气是很有限的，需要进口。国际市场能够进口一部分，但是谁能够供给13.6亿人民的能源消费基数和巨量的增长呢？还有就是要保证这些资源的价值不要太贵，如果价格非常昂贵，对实际资源替代也会带来很大的困难。天然气是不是很贵？太阳能、风能、核能虽然价格在过去20年里面有明显下降，但是未来下降趋势如何？下降程度如何？这里面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第二，目前经济依然处于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镇化道路还没有走完。在未来的10年、20年、30年时间里，我们要安排几亿农村人口进入到大中小城镇里，还要修建大量的道路、电网等一系列基础设施。虽然我们今天看到原材料等行业出现产能过剩，但我认为这种产能过剩是周期性的，是由于我们面临着全球经济，包括自己经济的自然经济周期。在下行周期区间里，产能势必是过剩的。但是这个过剩要看跟谁比，跟今天市场的有效需求比是过剩了，但是跟广大农村人口、县城以下这些人口长远的需要比，这些产能不一定过剩，而且面临很大的需求空间。比如我们的农民，说他们已经有人均多少平方米的房子了，但是他们的房子抗震吗？房子的水泥标号够不够？房子的钢筋标准够不够？有没有上下水？上下水供给怎么样？这些问题我认为不能被忽视。这些背后潜藏着巨大的高耗能、高排放的材料，假以时日，把这些需要摊到未来10年、15年里，它还是巨大的排放压力。所以这是我们面临的长期的战略性挑战，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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