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生态环境建设和发展方式转变中更好地做到可持续发展，笔者日前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院士。

　　笔者：可持续发展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牛文元：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30多年，现在已经全面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档次要进入中高端。这种形势下，在发展的整个系列谱上，对应着一些非常显著的特点，这个特点围绕着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表达出来。这两大关系都进入了一个值得我们十分关注的时期，表现为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容易失调；二是社会容易失序，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三是心理容易失衡，人们容易产生各种易冲动的因素；四是效率与公平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整个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也必须转入到以提升质量和效益、以转型升级和全面创新为基本标志的轨道上。所以，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必须要走、也是坚定要走的一条道路。

　　讲到可持续发展，我想先给出一组数据：

　　第一组数据：根据一些资料统计，每年全世界平均新增人口8500万左右，为了保证这8500万人的生存和发展基础条件，大概要新增消耗碳水化合物1.7亿吨，耕地新增0.8亿亩，消耗电力新增1500亿度，水资源新增24亿立方米，要多排出二氧化碳1.2亿吨。

　　第二组数据：在20世纪发展的100年里，整个世界大概消耗了2650亿吨石油和天然气、1420亿吨煤炭、380亿吨钢、7.6亿吨铝和4亿吨铜。21世纪这100年，如果还用20世纪这种方式来换取增长的财富，那至少需要三至四个地球才能供应充足。

　　第三组数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一份研究报告里描述了现在全世界的“生态足迹”，“生态足迹”大致代表了每个人在他一生当中需要消耗的资源和能源，以及供应资源和能源总量的代价，目前全球人口的“生态足迹”已经超出了地球本身承载力的20%，人类在加速消耗自然资源的存量。

　　以上这三组数据从不同方面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消耗各种资源和能源，假如过量，那地球就承载不了，就会造成很大的灾害和后果。

　　笔者：您认为在近20年可持续发展的推行过程中，中国取得了哪些成绩？又有哪些不足？

　　牛文元：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经说过，中国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取得成就方面是“NO.1”，是世界上第一号国家。为什么他会做这么高的评价呢？我国在“十五大”之后把可持续发展列为国家发展战略，而且一直在坚持，各行各业都在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任务，我们的确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

　　中国人口世界第一，同时又是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过去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全面达到小康、进入现代化的行列，就必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代价。幸亏我们及早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使得我们在克服弱点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最近20年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我把它归纳为十个方面：

　　第一，在20多年发展过程当中，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最近联合国做了一个调查，调查中国老百姓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程度，认为在将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中国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和认识，世界上哪个国家也不能比。他们举了个例子：随便在中国找一位县委书记或者县长问他，都知道什么是可持续发展，而且都希望把可持续发展贯彻到自己这个区域的发展当中。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国家战略来讲，它只有深入人心，每个人都知道并且自觉地去执行，才能有效起到引领健康发展的作用。

　　第二，人口问题。中国人口占全世界18%，但是30年前，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经过这30年左右的发展，中国的人口政策是成功的。国外有个基本评价，由于中国人口政策的成功，使得全世界“60亿人口日”和“70亿人口日”向后推迟了四到五年。

　　第三，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30多年以前的67岁增长到现在的75岁。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我国人均平均寿命提高了8岁，这是很了不起的成绩。因为人均寿命的提升，意味着生活安定、吃穿不愁、社会有序、身心健康、医疗保健比较有保障。这说明我们在社会保障、民生问题上，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

　　第四，联合国每年发布人文发展指数（HDI），中国的HDI在20年以前是0.45，现在提升到了0.66，提升速度是非常快的，为什么？这就是我们对人的发展，对人的关怀，对整个民生的投入，是下了大工夫的。

　　第五，中国的资源、能源、环境和生态产业虽然存在不少问题，但是基本上支持了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需求。虽然我们也看到一些不愉快的现象，比如环境污染、生态退化、频繁的雾霾等，但是整体上支持了经济发展的需求，全世界都认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第六，中国的反贫困在发展中国家是走在最前列的。自2011年开始到去年年底，我们仅用了3年时间，就减少了近4000万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也从12.7%下降到8.5%。

　　第七，近10年来，我国单位GDP能耗下降了21%，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了11%，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下降了14%，这是非常好的势头。

　　第八，建设了一大批重大的生态工程，实行了最严格的耕地和水资源保护制度。

　　第九，20年来累计建成人工林9.25亿亩，森林面积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增加13亿立方米。

　　第十，制定了一系列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使它能够指导发展的方向和建立评价标准。

　　当然，我们也存在一些问题，我总结了四点：

　　第一，生产还比较粗放，结构还不尽合理，还没有从中低端走向中高端产业水平。

　　第二，GDP生成的质量还有待提高。我们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利用先进的技术、产业的升级、结构的调整，在少消耗能源、资源，少牺牲生态环境的情况下换来更多的财富。现在中央非常重视质量和效益的提升，质量和效益提升的宏观标准是“绿色”，就是少用资源和能源。这个我们正走在路上。

　　第三，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执行不力。新的《环境保护法》非常严格，但是还需要加大执行力度。

　　第四，二氧化碳的排放。我国新能源消费占总能源消费的比例还不尽如人意，在北京生活的老百姓就有体会，雾霾、汽车噪音、燃煤量比较大，目前还在逐渐克服当中。我认为，环境的改善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见效的，大家要有信心、有耐心，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过程。

　　笔者：目前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土地的可持续利用问题呢？

　　牛文元：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必须要走的道路，在这条路上会出现一些问题，如户籍问题，从农村到城市，农民身份如何变成市民身份，这些制度在慢慢完善。再如土地制度，在中国土地公有制的情况下，如何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一方面我们的土地很紧缺，18亿亩耕地红线不能突破；另一方面由于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土地的占用也会越来越多，这样就产生了用地跟保护之间的矛盾，必须建立起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

　　笔者：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如何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牛文元：现在京津冀主政者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商讨这个问题。京津和河北之间有三个比较大的“断崖”，这作为经济一体化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致命伤。

　　第一个“断崖”，称之为“经济断崖”。就是北京、天津是高地，一到河北一下子就落下去了。这里有一些数字，北京每平方公里每年的产出是1.73万元，天津是1.2万元，河北每平方公里一年产出是1500元，差得太远了。

　　第二个“断崖”，称之为“社会断崖”。就是说生活在北京和天津的居民生活水平高，一到河北，就降很多。河北还有很多贫困的地方，山区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如人意。

　　第三个“断崖”，称之为“人才断崖”。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发明专利、创新人才大量集中在北京、天津，整个河北省就没有几所大学，而且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十分缺乏。

　　面对这三大“断崖”的现实情况，怎样让京津冀经济实现一体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任务。因为世界上对一个经济体的定义之一是，从最高产出的地方一直到经济体的边缘，经济社会的差异一般不能超过两倍，而河北省目前与北京、天津相差可能达到六七倍。所以，作为一个统一的经济体，就产生了很多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第一，参照欧盟共同体的做法，将利益共同体绑在一起，北京迁出一些比较优秀的产业到河北省，河北省接受以后，双方相互协商，用市场手段解决这个问题。第二，要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利益分配机制。第三，要把北京天津的人才高地、技术高地等，以双方协商的办法来分散或者分配。比如在要素之间进行互补，将高端人力资源丰富、技术水平高与土地资源比较丰富、初级劳动力丰富进行重新组合，这样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第四，要建立一个统一的资金池，把国家的本底投资和民间的投资很好地结合起来，共同赚钱。

　　笔者：随着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国际经济形势的变换，未来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关注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牛文元：对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我想主要关注两条主线：第一，解决好人和自然的关系，资源、环境、能源、生态，哪个都是和自然打交道；第二，解决好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甚至社会各个阶层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中国梦”，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们还必须挖掘可持续发展内在的三大元素，第一个元素是动力。可持续发展需要动力，改革开放是最大的动力，这里包含了五大内容：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

　　第二个元素是质量。发展要讲质量，最直观的就是少用资源、能源，少牺牲生态环境，把质量和效益作为衡量指标。

　　第三个元素是公平。就是考量发展的成果是不是惠及全体社会成员，要把创造的财富让大家公平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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