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攻坚之年。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划定中国未来10年的改革路线图，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绘就全面深化改革的经济蓝图，再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为新一轮改革定下“稳中求进、改革创新”的总基调，中央政府深化改革的方向与意图清朗。

　　经济结构深度调整与原定的政府工作目标——GDP增长7.5%，CPI涨幅控制在3.5%，能源消耗强度降低3.9%以上等稳增长指标，以及守住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控制等，都经受着改革带来的巨大考验。

　　4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4年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一季度GDP总值12.8万亿元，同比增长7.4%，环比增速1.4%，为2011年以来最低值，两者分别低于原定7.5%和1.5%的目标。此外，一季度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1.0%，出口下降3.4%。3月，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分别同比下降2.3%和2.5%，环比下降0.3%和0.5%。

　　当结构调整、机构改革、简政放权、利率市场化等一系列大动作多管齐下时，中国经济究竟能同时承受多大的改革压力？改革创新有没有禁忌红线不可触碰？国家发改委将怎样对放权项目进行监管？地方债风险和区域性风险又该如何保证不被引爆？记者为此专访了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他对2014年如何做到改革与稳增长的平衡，如何在诸多禁忌中按既定改革路线前进，以及如何真正啃下“硬骨头”等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结构调整：坚持五个“不”。

　　记者：2014年一季度宏观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存在一定下行压力，GDP增速7.4%，低于原定7.5%的预期目标。你如何看待结构调整期间的经济增速问题？

　　朱之鑫：我对今年的经济发展有信心。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GDP年增速7.5%，是个预期性目标，而非指令性目标。关键在于，这一目标与就业紧密相连，如果定得太低，就可能影响全国就业。

　　如何稳增长，一要看供需条件，二要看国际环境。拉动经济增长无非就是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结构调整时期，需求方面非常重要，包括了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

　　当下，出口需求正随着全球经济开始缓慢复苏，这是有利条件。消费需求也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不断深化，网络消费、新能源消费等新兴消费增长迅速。现在，各种创意产业也已经对经济产生很强的拉动力，比如去年阿里巴巴“双十一光棍节”促销，就明显对消费有促进作用，很给力。

　　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养老产业、健康产业、体育产业、互联网产业等都已经成为消费的新动向，只要进一步挖掘消费潜力，就可以保证经济发展。因而，不能只看到宏观数据上的一些难点和下滑。

　　此外，中国的投资需求仍然具有很大的市场空间，我对此也满怀信心。我国还有一批关系到新型城镇化、改善民生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棚户区改造、旧城改造、保障房建设等，都将作为今年经济发展的重点，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交通、水利、环保和民生等领域也还有投资的空间和必要性。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片面理解经济增长要么靠投资，要么靠消费，应该理解为政府工作报告中已有的明确提法，即消费对经济增长起基础性作用，投资起关键作用。

　　记者：接下来，中国经济要实现稳中求进的关键是什么？结构调整势必触及多领域、多产业和多部门利益，如何把控增长、风险与稳定之间的平衡？

　　朱之鑫：中国经济正处在关键时期，今年要实现稳中求进，我们在工作中要注意五个“不”。

　　一是坚持农业基础不动摇。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CPI年增速将控制在3.5%左右，而去年CPI仅为2.6%，表明还存在一定的通胀压力。如何稳定物价，首要之举就在于保证粮食和农产品供给。

　　二是金融领域不出大事。2013年，金融系统受到影子银行和房地产市场等影响，广义货币M2余额高达110.65万亿元，同比增速13.6%，年贷款规模也高达72万亿元，流动性供应非常充足，但资金使用效率却普遍不理想。

　　眼下，资产证券化、利率市场化等进程中都潜伏着一些问题，资金链断裂现象也出现在不少行业和企业身上。我们已经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减少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的不良影响。今年，金融系统能否不出大事，有关部门能否及时预防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是我国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关键。

　　三是地方债风险不蔓延。今年地方债务规模还是会有所扩大，一部分地区要以新还旧，一部分地区正面临到期偿债，亟须通过在建项目债务展期等方法来解决。尽管总体上风险可控，但也必须作为今年的重点关注。

　　四是失业率不攀升。对于此前设定的失业率目标4.6%，今年应该可以实现。目前，部分产能过剩行业和企业关停并转，一部分职工下岗，加上今年还有727万大学生毕业，就业负担很重。但眼下一些创新性发展领域正需要大量劳动力，可能会部分缓解就业压力。

　　五是保持外贸增速不下滑。据世贸组织统计，2013年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外贸出口对我国的供给能力、产业结构、劳动力发展以及国家税收等非常重要，因而在扩大和调整内需的同时，千万不能放松外需。

　　金融改革：严控地方债新风险。

　　记者：金融改革也是2014年的重头戏之一。有专家预测，基建投资将依然保持强劲，稳增长将继续依靠投资规模的拉升，而银行信贷仍然是主要的资金投放渠道。请问在目前投资效率越来越低、资金空转日益严重之时，如何防范风险进一步积聚？

　　朱之鑫：中国是一艘大船，经济发展一定要平稳运行，不能出现重大失误。事实上，对于部分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保障房等领域，发改委一直都在支持发行企业债，今年批下来的企业债规模还会大于去年，会继续支持下去。

　　例如，今年全国要改造各类棚户区480万套以上，开工建设700万套，是近年来任务最重的一年，且越往后越是难啃的“硬骨头”。但棚改事关群众切身生活，国家正专门研究拓宽融资渠道的各种措施。各地也要在确保建设进度的同时，注重设施配套和公平分配，尽快形成有效供给，为群众“住有所居”等基本民生托好底。在这一过程中，中央的资金支持尤其债券支持还会加大，目的是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利益。

　　这样说来，政府为保证经济稳定发展，而适当扩大直接融资非常有必要。资质尚好、条件成熟的部分投融资平台，仍需保证对其资金的供给。

　　对于由此可能存在的债务增量，关键就在于控制风险再蔓延，对借贷行为要予以严格规范，采取多种措施来确保不出现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各部门需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总之，保护老百姓的利益，是政府的责任。

　　对于已经存在的债务存量，也不妨让金融机构实行展期，不要切断债务链来加重后果。这方面，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已进行尝试，承接已有债务的展期。此外，还要及时清理不合格、不合规的地方政府债务。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多年来的地方债务中也确实形成了一批相对良好的资产，比如高铁、高速公路等固定资产，后续能利用起来，很好地化解债务问题。

　　记者：保障房、铁路、民生等领域还存在较大的资金需求，仅仅依靠政府投资很难解决现实困难，你认为应该如何扩大资金来源？

　　朱之鑫：引入社会资本是解决方法之一。但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社会资本对于基建项目、保障房等商业收益欠佳的领域积极性不高，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来主导建设。这就需要政府积极调动社会资本，尤其是提高投资效益。例如，用市政债来创新房地产开发，将保障房和商业项目有机统筹来规划设计。

　　城镇化建设不能完全靠国家、靠政府，应该给社会资本一定的利益。另外，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居民也应相应地承担一部分建设成本。部分地区日后在公共设施建设和规划时，应综合考虑财政能力与建设资金需求，根据当期财政收入增速来适时调整建设力度。

　　机构改革：放权力也要防风险。

　　记者：机构改革也是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条便是关于简政放权，中央也因此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请问这一新机构是否与发改委现有职能有所重合？发改委又是否是机构改革中的“硬骨头”？

　　朱之鑫：政府工作报告已明确指出，要进一步简政放权，这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行政审批也还有压缩空间，还会继续下放。

　　仅去年一年，发改委就取消、下放和转移了45项企业投资项目核准事项，基本相当于从2002年~2012年10年间取消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的总数。中央部委则一共下放了334项。今年2月15日，《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规定，再取消和下放64项行政审批项目和18个子项，其中发改委的行政审批项目减至25项。

　　接下来会越来越难，要按照总理办公会和中央的决定来逐步下放，当然也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稳步推进，总体的改革方向还是让市场主体不断迸发出新的活力。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对发改委的现有职能并没有冲击，都在中央的领导下统一工作，只是发改委日后将在宏观调控和研究层面进一步加大力度，要加强对重大问题、重大项目的研究，减少具体事务。

　　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发改委日后研究职能的加强，需要更多利用全国政协、咨询机构等各类“外脑”，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加强对社科院、各部委研究机构等智囊团的意见和建议的重视程度。

　　宏观调控过去也是发改委的主要职能之一，今后会更加突出发挥发改委的战略作用和规划导向作用。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部门调整、人才储备等都会有后续部署。

　　记者：行政审批下放的落实，伴随着对事中事后的监管，发改委是否会评估政策执行效果？又怎样防止地方审批能力有限造成新的问题？一些地方已经出现的地方政府“大干快上”、项目扎堆的局面，应如何监督和避免新风险？

　　朱之鑫：坚持放管并重，必须建立纵横联动的协同管理机制。机构改革是责任和权力的同步下放，两者必须一起承担。

　　但目前对此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有了蓝图和目标，需要我们一步步来推进改革。这对于发改委也是新课题，放权与监管同时到位，也是我们职能转变的一个重要过程。尤其是如何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监管机制，是个大课题。

　　眼下，在顶层设计上，各个部门正在协调配合，尽量避免权力下放最终又成为多重审批。这其中，“横向到边”的边界也在积极商讨之中，如何共同加强监管是重中之重。

　　需要说明的是，地方上的判断能力和咨询能力相对有限，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对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人员的培训。例如，一些项目的审批权下放到省里可能问题不大，但下放到市、县、乡等基层，则可能把控不了风险。对此，我们既要以政策引导，又要加强培训和监督，将其作为长远课题来积极探索。

　　当然，发改委对于已经下放的项目还要加强咨询和评估，对其不利影响和有利影响做好评估。这点上，一方面需依靠现代化系统跟踪和监管所有项目，另一方面必须及时进行抽查。目前，部分评估工作已在进行之中，后续会根据评估效果对政策做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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